七、明代泉州民间道教的盛行
明代，据《续通志·职官略》记，中央置“道录司”；府置“道纪司”，设都纪、副都纪各一个；州置“道正司”，设道正一人；县置“道会司”，设道会一人。明朝政府这种管理道教事务的官史，一般由道士充任，只设官职，不给俸禄。泉州“道纪司”设在玄妙观。
明朝前半期，道教仍然盛行，泉州修建不少的宫观，如洪武年间（1368－1398年），重修建紫帽山金粟真观。惠安人杨必禄、张崇道重建惠安东岳行宫。乾隆《泉州府志·坛庙寺观》记，明初，有纪道士寄寓泉州玄妙观，其徒为著名道士董伯华。
明朝中期，封建统治思想支柱是儒家思想，视道教为异端，但又强调“神道设教”以助教化，又吸收道教某些思想来充实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有效工具。故明朝中后期，上层道教虽然逐渐衰微，然民间道教仍然十分盛行。如永乐（1403-1424年）、天顺（1457-1464年）、成化（1465-1487年）年间，屡次修建泉州紫极宫。
正统九年（1444年），道士吴云靖于紫帽山建古玄室；景泰三年（1452年），重修德化崇道观；宣德年间（1426-1435年），李森建安溪清溪宫；景泰年间（1450-1457年），道士陈静怀重建惠安科山寺；天顺年间（1457-1464年），李森兴建龙津观。
明代泉州也出现一些著名的道士，如吴云靖、董伯华。董伯华，晋江人，得道于吴云靖，后尸解清源山紫极宫。伯华在世，“赠所善郭姓风、雷、云、雨诸画像，及雷石一块，磨水可以愈疾”。
这四幅画像，被称为“四顾眼”，即欣赏者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画中的风、雷、云、雨诸神的两只眼睛，都与欣赏者的两只眼睛相对，所以称“四顾眼”。堪称明代泉州地方图画之绝技。如今，这四幅画仍然完好保存于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本世纪50年代初，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林惠祥来泉州考古，据传泉州东街郭氏后裔仍然保存着祖传道教雷公石和云、风、雷、雨神图，立即拜访郭家。其后裔表示雷公石可赠与厦门大学，但“四顾眼”图画则不知去向。50年代末，厦门海关发现“四顾眼”图画，送还泉州。
我国民间早有雷公的传说，以为雷公一手拿斧，会从天上打下来。汉代山东武氏祠石室的石刻，便有雷神像。宋朝沈括的《梦溪笔谈》云：“世人有得雷斧、雷楔者，云雷神所坠，多于震雷之下得之”。
这就是说，远古人类的石器埋于地下，雷雨后因流水冲刷，露出地面，被人发现，不知为何物，大惊小怪，于是便产生迷信，甚至要用雷公的威力来避邪治病。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把雷公石列为药物之一，并注明其功能是“主大惊失心，恍惚不识人”，其用法是“并石淋，磨汁服，亦煮服”。
泉州的雷公石，其实是新石器时代的石锛，呈长方形而扁平，长14.3厘米，最阔处6.3厘米，最厚处2.2厘米。刃口一面斜削，另一端原应是平的。但已被磨水治病，磨成浑圆了。雷公石今保存于厦门大家人类学博物馆。明代董伯华的风、云、雷、雨画和雷公石的重被发现，为我们研究明代泉州道教思想文化，提供了实物。
明代泉州也出现一些著名的道教学者，如进步思杨家李贽、官绅陈用宾、解元李光缙等。
八、清代泉州道教的衰微
清代，最高统治者采取重佛抑道的政策。乾隆皇帝时，正一真人的官阶由二品降到五品，并禁止其差遣法员传度。又限制天师的的职权，只准许他统驭本山道众。道光皇帝时，宫廷停止了传统的天师朝觐礼仪，上层道教的地位日益衰微。
但是清朝统治者仍然继续利用民间道教，作为维护其统治的补充。所以泉州的民间道教仍然流行。据《皇朝文献通考·职官考》载，清朝道教职官承袭明制。泉州“道纪司”仍设于元妙观（康熙间避讳改名）。明清时，泉州正式道士必须到江西龙虎山天师府受箓，方能取得道职。
清政府为了“有助教化”的目的，对泉州一些重要的宫观屡加修缮，因此一部分道教宫观得以保存。如元妙观、东岳行宫、府（县）城隍庙、北帝庙、法石真武庙。清代泉州地方政府也对一些重要道教观，提高祭祀规格以利教化。如清初对府、县城隍庙进行春秋二祭、光绪十九年（1893年），对泉州城里三教铺龙宫庙的城隍神，敕加“昭威”封号。
清代，泉州也出现一些著名的研究道教的学者，如康熙间宰相安溪人李光地。
九、民国时期泉州的道教
清末以以后，泉州的道教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受外来宗教文化（基督教、天主教）的冲击。特别是20世纪20、30年代，泉州地区曾经出现破除迷信的运动，民间道教受冲击最为严重，许多宫观、礼器遭毁，道士有的被迫改行，多数则散布于民间，为人斋醮、度亡、做法事度日子。
因此很难找到有关道教理论修养较高的道士。据民国初年统计，泉州城及近郊的道士尚有二三人。即使是泉州最早、最大的道教宫观--元妙观，也中是在三清殿里住着几个外省来的全真道士，亦因与本地世俗化了的道士不和，住观不久即纷纷离去。
其时，地方不靖，军阀混战，土匪猖獗，宫观常为驻军占据，而山林岩洞更为土匪巢穴。民国八年（1919年），泉州清源山南台岩道士杨吾善，即为土匪劫杀。
民国初期，泉州道士必须到江西龙虎山受箓，方可取得正式道职。后来此制度逐渐废弛，而简化为抄写受箓捷报、路引、关文、符箓作为入道手续。泉州的道士分为中尊，绅士，通过评议认可，并向“道纪司”和政府有关部门备案，称“纳尊”。经“纳尊”仪式，方可承认为“中尊”。
泉州、晋江、南安等地，历来是富庶侨区，民间道教很盛行。本地的道士多为正一派，又多为在家道士，不持斋。这些道士《正一经》，崇拜鬼神，画符念咒，驱鬼降妖，祈福禳灾。这些世俗化的正一派道士，与外地来的全真派道士有矛盾。
如泉州城区元妙观的前殿为外地全真道士住持，主张修持，祀三清，但经济收入甚微。而后殿为本地世俗化正一派道士住持，为人做法事，经济收入甚丰。因此观内两派道士经常摩擦，后经泉州地方著名绅士探花黄贻揖调解而一度趋于缓和。但前殿全真派道士因收入微薄，生活无道，先后离去。至于各县和乡间宫观的道士，全靠所在地做法事维持生计。
民国时期，泉州道教表现了儒、道、释合一的特点。这个特点，早在宋代开始出现，经元、明、清，可以说合儒、道、释而形成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神团系统。在这个神团系统里，有孔夫子、关夫子、玄天上帝、如来佛祖、菩萨、十八罗汉、地府阎君、祈仕妈、保生大帝、天妃、和不知名的王爷、夫人妈，不家历史人物蔡襄、张巡、陈元光、郑成功，等等。
可谓儒、道、释和杂神济济一堂。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十分普遍，而特别著名的有泉州城门内南门天妃宫和石狮永宁镇的虎岫寺。因此，一些道教宫观逐渐被改造成以祀佛为主的寺庙，同样，也有一些佛教寺庙被改造成为道教神仙为主的宫观。这成为当时泉州道教传播的一大特点。
十、新中国成立后的泉州道教
新中国成立后，泉州市人民政府设立宗教局，指导管理各门宗教。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道士享有公民平等权利。1954年，泉州市文化馆组织“道情组”，成员包括泉州市区、晋江和南安等地的道士，搜集整理流传在泉州地区的道教音乐、舞蹈。
如“龙宫献宝”、“五梅花”、“玉如意舞”、“土地公土地婆”、“钟馗戏鬼”等。有的节目还参加晋江专区、泉州市的文艺汇演和踩街活动。1957年4月，泉州东岳庙道士陈犁头赴北京，参加中国道教协会成立，选举陈犁头为会长。
1965年，泉州道教停止活动。“文革”期间，元妙观、府城隍庙被拆毁改建，没收法器，道士改行。1980年以来，人民政府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间断多年的宗教活动逐步得到恢复，泉州一些著名道教宫观相继修复和开放，如泉州城区的东岳庙、府城隍庙和永宁镇的城隍庙，永春县城的桃源殿（玄天上帝宫）等。
1989年12月，泉州市区道教文化研究会成立（1997年改名泉州市区民间信仰研究会），出版《泉州道教文化通讯》、《泉州道教文化研究》和《泉州民间信仰研究》等季刊。1995年5月，泉州道教协会成立，会址设元妙观。
十一、泉州道教传播台湾和南洋
明、清时期，随着台湾的开发，许多泉州人渡海到台湾垦殖，道教也东传台湾。同时，西方殖民者东来，占据东南亚各地，为了掠夺当地资源，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其时，苦于残酷封建掠夺和战乱的泉州人，迫于生计，大量移民东南亚各国。鸦片战争后，根据不平等条约，有更多的泉州苦力被往东南亚、美洲和澳洲。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从泉州迁徙数万人到台湾垦殖，他的后代继续从泉州移民台湾。施琅统一台湾后，又迁移许多泉州人开发台湾，这些泉州的移民带去了泉州的道教信仰。如石狮市永宁镇城隍庙分炉台湾鹿港等地，多达100多座；安溪县城隍庙分炉台北等地，多达200多座。
据《泉州市华侨志》载，1841年至1875年，泉州地区出洋人数达164280人，年平均出洋人数4694人；1906年至1911年，泉州地区出洋人数达198377人，年平均出洋人数达33063人。泉州的道教文化亦随移民向世界各地传播。
道光年间，有泉州籍人在新加坡建立道教天公坛、天福坛、天福宫。民国14年（1925年），泉州岳庙道士陈高迨旅居新加坡，设立混元道堂，传播道教文化。陈高迨的第三子陈国显、四子陈国铭父职。故今日新加坡的道士，均为陈氏的嗣传。法国汉学家施舟人教授，研究道教法事仪式，赴新加坡拜陈氏为师，成为陈氏道家第24代嫡传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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