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倡导人，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等方面写了大量着作，近百卷之多。法国启蒙运动的着名人物如狄德罗、卢梭、孔狄亚克、布封等人，无不是他的后辈，对他推崇备至，公认他是他们的导师。
伏尔泰原名佛兰苏阿——玛科·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1694年11月21日，他出生在一个殷实的资产者家庭。伏尔泰中学毕业后，父亲曾送他进了法科学校，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个法官。但是，伏尔泰希望做个诗人，为悍卫真理而面临一切，对抗一切。因此，他很少上学听课，却经常写一些讽刺即景诗。他擅长于以机智的讽刺来抨击社会丑恶。他说：笑，可以战胜一切，这是最有力的武器。
1717年，他因写讽刺诗攻击宫廷的淫乱生活而被捕入狱。出狱不久，由于他的讽刺摄政王的剧本《欧第伯》在巴黎上演，而使他在文学界大露头角。1726年，由于一个贵族的陷害，他被逐出了法国，流亡到英国。当时，英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他十分赞赏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1729年，伏尔泰回到巴黎，写作了歌颂民主共和制的历史剧《布鲁杜斯》，鼓吹资产阶级革命。
同时，他开始投资商业，并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1734年，在卢昂出版了他的《英国通讯集》，用书信方式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宗教、科学和哲学，并对法国的宗教教派斗争进行了抨击。书一出版就被法院判为禁书，当众焚毁，伏尔泰被迫流亡在外，后来定居在他情妇夏德莱夫人家中。这是边境地方的一座幽静城堡，伏尔泰在这里住了14年（1734—1749年），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的文学、史学、哲学和科学着作
反社会学
伏尔泰是自然法学说的拥护者。他从自然法论的立场出发来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和教会的统治。他认为：自然法就是符合人性或人的本能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并且天下人都认为是公正的自然法律。
他把法律分为两类，即自然法和制定法。
自然法，适用于所有的人，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不偷盗，不杀人，不淫乱，不撒谎，敬父母，重互助等，这些都是自然所颁布的法律。
制定法包括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教会法。法律是政治的法律，是任意制订的、纯粹民政的法律，时而设置五监察官，时而设置执政官，时而召开百人团会议或平民会议，时而成立雅典刑事法庭或元老院，实行贵族制、民主制或君主制。若以为一个世俗的立法者有可能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代表神明制订出哪怕一条这样的政治性法律，那就是不了解人类的心意。人都是为了一己的私利才欺骗别人的。
伏尔泰认为，自然法是制定法的基础，就是在公正的观念上奠定法律基础。
理性主义史学
伏尔泰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把对封建专制和维护其存在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作为其理性主义史学的题中之意。
伏尔泰认为理性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即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也依其理性以改造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动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碍进步。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只有四个时代是理性彰显和值得赞美的时代：希腊时代艺术和科学的第一次繁荣；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学问、科学和美术重新发展；路易十四时代，人类理性已臻成熟。至于其他时代，世界呻吟在愚昧、野蛮和迷信的统治之下。
伏尔泰在对人的理性备加推崇的同时，批判和否定压抑人的理性的封建专制和基督教神意史观。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深刻剖析了君主专断的种种弊端，认识到君主使人感到枷锁的分量，主张以法治国，反对君主专断。他断言，人只有在自己的人格与自由得到尊重与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发挥自己的理性，推动社会繁荣。
伏尔泰还否定了上帝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主宰地位。在他的两部史着《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伏尔泰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宗教的虚伪、教士的凶残贪婪，以及信徒的宗教狂热和不宽容造成的荒诞悲剧。宗教狂热使科学本身也变成了它的同谋者，并扼杀理性。伏尔泰还扬起理性主义的大旗，猛烈抨击了包括作为神学时代最后一部重要着作《世界史》的作者博絮埃在内的神意史观，肯定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从而把理性主义史学摆在了应有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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