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一统国家的边陲地带，各自所处的自然地理位置差异很大，文化渊源也多有不同，因此各个边陲地带接受中原主流文化的程度以及其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特征也将是各自不同、多姿多彩的。就福建的情景而言，福建地处东南一隅，东面朝海，西北面是武夷山脉，在古代交通工具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它把福建与浙江、江西以至北方中原各地天然地阻隔开来，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社会经济区域。这是造成福建区域文化特征与浙江、江西、广东等相邻区域有所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地理因素。而在福建内部，着名的河流闽江、九龙江、晋江、木兰溪等，都是发源于西北部山区而流向平原，是北方汉人入闽后定居繁衍的最主要的栖居地。
但是这些江溪与江溪之间，大多被山脉隔开，交通比较困难。这种以不同江溪流域所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小经济区域，把福建分隔成许多不同的民系。这种的地理环境特征，自然而然地使得福建区域有着“天高皇帝远”的潜在意识。而闽南区域又与福建的政治中心福州区域有着一定的距离，这就使得闽南区域文化更有着远离中华文化中心的地理特征。远离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并不一定就可能造就独特变异的区域文化。
事实上，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随着唐宋时期北方汉族移民文化的大量进入，福建及闽南社会一直把接受儒家正统文化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核心位置。中华儒家主流文化始终对于闽南区域文化的形成与成熟定型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力。然而所不同的是，当宋明以来中原主流文化日益走向虚伪保守的时候，福建特别是闽南区域的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边陲性的自然地理位置，以及闽南面向海洋、勇于接纳外来文化的传统，都使闽南这种边陲性的区域文化，较少或较缓受到中原地区主流文化历史变迁的影响和制约，从而在明清时期的闽南区域文化中，能够较多地体现儒家早期许多具有生命力的因素。甚至于许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发源地逐渐式微甚至湮没，而在福建却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这种文化变异的历程，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失求诸野”的意味了。在这样有所差异的历史变迁中，闽南区域文化就显现出一些与中原主流文化不同的独特表现形式。
在文化思想方面，科举制度的羁绊及官僚体制的束缚，固然促使许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随波逐流，成为政治文化的殉葬品，但是也有一部分富有社会文化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其摒弃因循守旧、追求革新变化的思潮往往能够比中原地区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更能先声夺人；在社会行为方面，不尚空谈高调，脚踏实地，务实做事，努力进取，是民众的基本价值取向；追求效益，商品意识较强，对外来文化和民俗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这种情况又与中原内地人民的淳朴、守成和不轻易冒险的保守性格形成了一定的反差。
闽南区域文化作为中华核心与边陲的文化变异的一种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大大补强了中华整体文化的多样性。而在其自身的结构上，她能够较好地吸收中华核心文化以及其他区域文化，甚至外来文化的精华成分，来强化自身的文化特征。这种潜移默化式的、带有一定文化变异意味的区域文化变迁历程，是闽南区域文化得以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适应新的时代需求的最本质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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