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
“民贵君轻”思想是孟子首先提出来的。《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民本主义发展到战国时代极激进的口号。其实，民本主义并不是形成于战国，在春秋时期已形成一种思潮，影响了诸子思想，最早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是管仲，齐国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义者。然而鲁国的儒、墨在“重民”、“爱人。”方面，更加激进，理论也更系统。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仁者爱人”，是对人本主义的最高概括。“民贵、君轻”是对人本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注脚。
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
“人道”是相对于“神道”来讲的。“神道主义”以神为本位，把人放在被神支配的被动地位，是没有独立人格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人在神面前是奴隶，奴隶是不被当人看待的。人道主义是以人为本位，强调人的价值，尊重人的独立品格，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一句话，把人当人看待。把人当人看待，在中国始于西周的“敬天保民”，或“敬德保民”，二者意思一致，重点在“保民”。
“德”和“天”也不分。因为周人还不是人道主义者，仍然重天讲命，只是鉴于殷亡，看到了奴隶的力量。至春-秋奴隶解放运动中，人本主义形成之后，古典人道主义才真正形成。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的灵魂和核心。齐鲁文化是围绕“人”这个核心展开的，因此，我们把齐鲁之学概括为“人学”或“仁学”。也就是说，齐鲁诸子百家，无不高举人道旗帜，把人作为治国的根本。如管、晏主张富民、利民、顺应民心，因民之俗，从民之欲，稷下先生基本遵循管、晏思想，稍变形式，而本质一样。
墨家的兼爱、非攻、非命、节葬、贵义、兴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非乐上》），无不从“人”出发，为人谋利益，为劳动人民谋利益。因此，无不放射着人道精神的光辉。
当然，人道精神体现最突出、理论最系统的还是儒家，孔于是当时、甚至是中国古代最光辉的一面人道主义的旗，他创立的儒家文化体系称为仁学体系，也就是人学体系。他那“仁者爱人”的命题，是人道精神的最高体现。孔子比管、墨高明，似乎他突破了阶级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局限，把“人”作为一大类来看待。他的“爱人”，是“人类之爱”，这和他的“有教无类”是一致的。
当然，对孔子其人其思想是有争议的，孔于是被彻底打倒的“伪君子”、“复辟狂”、“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最大的反动头子、历史的罪人。他的“爱人”被说成是只爱奴隶主贵族，只爱没落奴隶主阶级，他的“爱人”思想成了非人道的东西，首在批倒之列，就连“人道”一词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没人敢提。至于“人类之爱”就更不用说了，那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的。
但是我们说孔子的“仁爱”是讲的“人类之爱”，是从孔子思想的实际出发的。孔子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懂什么阶级观点，提出“人类之爱”是不足罪、不足怪的。在当时，我们只能说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孔子对“爱人”的论述，他的“仁学”思想体系，本书有专篇论述，在此无法也无须展开，人们对孔子“爱人”思想的种种看法和争论，已是学术界熟悉的问题，不说也会知道。我们只说：“人道”思想是齐鲁文化的核心思想，人道精神是齐鲁文化最基本的精神，离开了“人道精神”，齐鲁文化不仅会黯然失色，而且简直变成另一种样子，失去了它的重要意义。
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
中华民族崇尚集体主义，讲合群，讲和谐，讲统一，强调大公无私。群体主义精神，是齐鲁诸子、各家学派的又一共同主导精神。首先，管仲及管仲学派对合群、团结、同心同德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认为合群、团结、万众一心是力量的源泉，克敌制胜的根本。尽管管仲及管仲学派倾向于霸道，其学术思想基本是从霸业出发的，但是对“人和”“同心”等是强调的。
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强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利他”、“利人”、“无我”为极限，可说是大公无私的典型。但是在理论的全面系统上则比儒家大差一筹，首先，孔子把“和”、“同”分开，强调：“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为其大公合群的思想建立了理论基础。其次，孔子在总结前人关于群体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并绘制了他那理想社会的蓝图，即《礼记，礼运》所载：“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那段话。
这种理想社会，自然是空想的，但它却把“大公无私”的群体主义精神发挥到了一个高度，使人们向往，并把它作为一种高尚的追求，为之奋斗不已，吸引着、凝聚着我们民族的群体，在他设计的现实的“小康”之目标下不停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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