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有一座知名的寺庙，那就是北武当庙，在佛教中，佛教音乐也是体现寺庙的一种形式。渣渣子传承了许多佛教的宗旨，在表现形式上也直接了然。下面的宁夏文化为您带来更多的关于渣渣子的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看吧。
佛教音乐“渣渣子”是我国古代最为常用的“工尺记谱法”以外的一种记谱方式。工尺记谱只记录了乐曲中的音阶，渣渣子则可以记录乐曲中的节拍时值长短，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出现完整的音乐曲谱。由于渣渣子的记谱方式发源于佛门，它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记录佛经念唱节奏、音符和所用法器种类的一种特殊方法。
渣渣子的重要价值在于：它和工尺记谱法结合起来，让我们在没有简谱和五线谱的情况下，使从事音乐曲谱创作成为可能。和简谱、五线谱不同的是，渣渣子采用竖行记谱的方式，用不同的符号代表不同的法器，以符号的距离远近表示时值的长短。渣渣子演奏时，一般是一人一件法器，与唱念、笛笙等乐器合奏，众僧共同唱念，主要用于祝圣迎佛、大型集会等法事。
“渣渣子”音乐与原属平罗县的北武当庙，也就是今天的寿佛寺有密切联系。武当山寿佛寺兴建于明朝，鼎盛于清代，因供奉真武大帝石像，故称为武当庙，为区别于湖北武当庙遂称为北武当庙。北武当庙寿佛寺僧人属临济宗岔岔派，是宁夏最大的子孙常住寺院。
明末高僧理义法师宣弘佛法，道场大兴，清初，因清廷王室信佛，遂使寿佛寺道场频繁。在佛教供佛仪规中，均有“乐供养”，即以音乐作为一种供养的形式，以示对佛的恭敬和虔诚，用诗歌、词牌的歌咏配以打击乐器：钟、磬、铙、钹、铛、铰、铃、铎、木鱼、韵漏、鼓等法器及笙、箫、笛、管、筝、箜篌、古琴等乐器，以打击乐为主，每日四堂功课，随着频繁的佛事活动，佛教音乐随之发展，记录这种打击乐的“渣渣子”也随之产生了。
渣渣子与工尺记谱法的结合，与我们现在的简谱或五线谱非常接近，既有音阶，又有音符，虽然于简谱、五线谱的记谱方式比较起来略显笨拙，但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可以构成完整的音乐曲谱，不能不说这是佛教文化对中国古典艺术的一大贡献。
北武当庙寿佛寺留存的佛教音乐原有工尺谱800多首，“渣渣子”谱300多首，但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现在仅存的只有僧人师徒口传心授的常用曲谱几十首，即使在《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宁夏卷中，也少有记录。工尺谱与渣渣子相结合，相当于现在的简谱。渣渣子管时间长短，工尺谱管音阶和音谱。随着简谱、五线谱的普及应用，渣渣子已逐渐被淘汰和遗弃，濒临灭绝。徐建业呼吁：对于渣渣子，若不尽快给予抢救、保护，必将随知者的故去而灭失。
据介绍，佛教音乐“渣渣子”之所以能够在平罗流传至今，和曾经在寿佛寺参禅修行过的历代高僧极有渊源，因为他们都是佛教音乐“渣渣子”的念唱、演奏高僧。他们用口传心授的方式，让这项佛门音乐传承至今，流传于宁夏全境，内蒙古磴口、甘肃平凉、陕北西部等地区。
徐建业介绍：武当庙里集中了藏传佛教音乐、蒙古族佛教音乐、汉族佛教音乐，以北方汉族佛教音乐最为流行，渐渐融合在一起。而佛教音乐分为南方韵与北方韵。如今，世上流传的佛教音乐中南方韵很多，而北方韵已是凤毛麟角，因此也是濒危的品种。徐建业为记者分别演唱了北方韵与南方韵。
北武当庙的佛教音乐沿袭的北方韵，是以流传于北京一带的佛教音乐为主。据说，清代的皇宫里经常有八大刹念经。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后，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时，文武大臣都自身难保，更何况出家的僧人了。在逃往西安的僧人中，有一个人是八大刹的维那师（负责主持音韵高低快慢）。当他走到宁夏时就留在了这里，没有跟随慈禧太后返回北京。留在宁夏的维那师改名昌瑞法师，他对吹打写念无所不通，可以说，是昌瑞法师把北京当时流行的佛教音乐即北方韵带到了宁夏。
留在宁夏的昌瑞和尚曾在银川普济寺担任过辅导，还在武当庙辅导过。武当庙里的广煜和尚也曾和北京八大刹结下过不解之缘，对于推广北方韵，传承渣渣子也做出过贡献。据说广煜和尚在北京受戒时，跟随檀柘寺方丈念过孔雀冥亡经。那时，慈禧太后指名要听孔雀经，但当时她身边已经没有人会念了。广煜和尚自告奋勇要试试。他念完孔雀经后，慈禧太后非常高兴，要把他留在檀柘寺。但广煜不愿意留下来，最终还是回到了武当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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