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美生了个儿子,长得倒有些像大美。大家都长舒了口气——这孩子真会长,娘胎里就知道怎么避免尴尬。她也退了伍,街道把她分到了罐头厂洗瓶子。在街道上刷标语的林树杨总用东北老家寄来的獾油给她擦手,她的手还是不停地裂口子。二嫂把他们赶出了我们家的大宅,两人在街角租了半个院子过活。
大美评了歌唱家,一天到晚去全国各地演出。后来她也结了婚,跟一个作曲家。这个人我们就不要说他的名字吧,不是什么值得青史留名的人物。大美和作曲家都分了楼房,住不过来,就把一套给了小美夫妇,他们终于从四面漏水的破院子搬了出来。
事情还是我发现的。林树杨出差了——他终于把自己活动进了文联——托我把老家带来的山货从单位送到小美家,我就去找小美。敲了半天门反锁着,屋里有动静。我听着有异,就坐在门口等。等了几个小时,门开了,作曲家走了出来。四目相对,我和他都傻了。
他跪下来求我,说不会再犯。我心软了。
不料过了半年吧,竟被大美抓了个正着。
大美不声不响去医院打了孩子。
离婚。马上就离了。作曲家从此滚出了我们家的生活。
小美回了娘家。二嫂并不理她——当然,我们家大宅里还住着我妈、大哥大嫂和表姨,但是这些人在这个故事里连酱油都打不回家,就不再赘述——她也不在意,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高兴了就出来吃饭,不高兴就让表姨端进房间。
有一天,外面倾盆大雨,林树杨伞都没打,带着儿子来了。他拿着高音喇叭,站在院子外面控诉小美的罪行。从她跟导演的事一直说到作曲家,男主角换了十几个,都是我们没听过的。他边说边哭,儿子也在一旁嚎着。小美在房间里把收音机开得山响。
我终于下定决心冲进大雨,我不能让这些话脏了孩子的耳朵。林树杨血红着眼睛,拿出一个水果刀,比着我让我走开。我伸手去拦,孩子也跟着拦。一片混乱中,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刀子就深深插进了孩子的眼睛,只剩刀柄在外面。我们抱着孩子一路狂奔,到了医院,孩子已经不会哭了。
抢救了足足七天,没救过来。小美一次也没来医院。孩子终于被宣布死亡了,一大堆管子针头都从他瘦弱的四肢上面撤了下来。我只顾了哭,没发现林树杨走了——他吊死在了医院的厕所里。
大美从云南演出回来,她跟小美长谈了一个晚上。
老宅里的其他人只听见小美最后的怒吼:如果我有你这副皮囊,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大美的声音也高了,唱美声一样抑扬顿挫的:章霄美!你信不信、我要是你,也绝不会过成你这幅德行!
姐妹俩的吵架声伴着窗外的电闪雷鸣,让我足足做了一晚上的噩梦。
第二天一早,姐妹俩的房间里都传出了骇人的惊叫声。我们冲进去,却看到两个人都完好无损,只是眼神惊惶得厉害。
大美走了。那是她最后一次去演出。不知道是不是跟妹妹吵架坏了嗓子,她塌了中,再也不能唱歌了——按说她的年纪,塌中这种事发生得实在是早了些。她被一阵嘘声赶下了台,没几天就转业了,分到了我们市里的文化局当科长。
小美却仿佛转了性,再没见她招惹什么人。罐头厂承包了,她包了做荔枝罐头的车间。没几年,她就成了我们家第一个“万元户”。在她一次次给家里买这买那、每个星期都回去几趟的攻势下,二嫂也终于原谅了她。
大宅里的人们都说,風水轮流转。
大美终于又结婚了,这次是跟自己的一个科员。他们的结婚照挂在墙上,我看了觉得很刺眼:细长条的大美,比并排坐着的丈夫,足足高了一个头。这科员还爱喝两盅,喝醉了居然还有打人的毛病!于是章科长经常鼻青脸肿地去上班。头儿们觉得不雅,商量了一下,就把她的科长撤了。大美逆来顺受地继续上班。我拉着她问,为什么还要跟科员过,她当年那股高傲劲儿哪里去了?大美挣脱我,扭着屁股走了——结婚没几年,她那曾经保持得像少女一样的身材就变成了啤酒桶——据说有人看见她成堆地往家里买便宜猪肉。
那天是二嫂的七十大寿。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大宅的院子里,给她贺寿。大美的丈夫没来,不过也不差他一个。小美倒让我们大开眼界,居然带回一个金发蓝眼的外国人,据说他们已经登了记。二嫂多喝了几杯,有点儿头晕,突然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小美在她旁边,着急地喊妈。我在另一边给她顺气。
良久,二嫂拍着小美的手,轻轻地说,大美,不要怕,妈要走了。
我在一边提醒,二嫂,这是小美。
二嫂不理我,继续说,大美,你妹妹傻,你不要跟她计较。能顾着点儿她,妈在“那边”也谢谢你了。
小美一边应着,一边哭得肝肠寸断。
大美坐在一边,呆呆地望着这一切。我把她也推到二嫂身边。
二嫂找到了大美的手,拍着说,小美,不要记恨妈,妈都是为你好。
大美抽回了自己的手,说,妈,我谁也不怪,我只怪我自己没用。
二嫂再没有说什么,头低了下来。我试了试,已经没有了鼻息。
过了几天,吕先生来吊唁我二嫂。他老泪纵横,不停地说,罪过啊罪过。又拉着大美和小美,嘀嘀咕咕什么换了命还得换名字,缺水和缺火不能加错,加错早晚出事。大家都觉得吕先生终于老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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