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等人在明成祖的全力支援下，果然不负嘱托，成功编纂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前后编纂过两次，第一次编纂开始于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由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人负责，召集了147人，于次年完成了编纂工作。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再命姚广孝、解缙等人重纂，这次因为采选的书籍众多，参与的朝臣文士、宿学老儒达到216万人。
《永乐大典》完成后，明廷又在各地征召了大批缮书人进行描栏、清抄、绘图和圈点工作，人员数量现在已经无法统计了。
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人员的生活条件优裕，他们居住在离皇家藏书处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等地，由光禄寺早晚供给酒肴、茗果，还发给膏火费，官员参与编修的可以免朝，待遇十分优厚。当时有人就以“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来形容《永乐大典》编纂的盛况。
中国古代浩瀚的文化典籍流传到今天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其他因为自然或人为的破坏，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湮灭了。古代典籍是承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郑和宝船”，它的形态、语言和内容是一个时代历史的真实写照，能激起人们探秘寻宝的强烈冲动。
《永乐大典》就是这样的一个“宝船”，它曾经如此庞大和华丽，把中国14世纪以前的文化统统装入它的仓中。可如今，人们只能通过露在水面上的一小段桅杆来猜测这艘沉没宝船的一切了。历史上的《永乐大典》带给人们太多的惊奇和赞叹，它的毁灭也带来了同样强烈的悲伤和遗憾，留给后世许多有待探寻的谜。现在，许多人不知道《永乐大典》是一部什么书，还有许多对《永乐大典》耳熟能详的人恐怕一生也无缘见到《永乐大典》的原貌。
古籍的书衣就是现代书籍的封面，因为像人穿的衣服一样包裹在书的外面，就有了“书衣”这个形象的称呼。
《永乐大典》的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有一层黄绢连脑包过，格外庄重。这种很像现代书籍的装帧形式叫做“包背装”，是元朝和明朝前期书籍装帧普遍采用的方式。包背装书籍应该是立着插在书架上，不像后来的线装书是躺在架子上的。可以想象，一万多册开本宏阔的《永乐大典》摆在架上，如同一个小型图书馆，真可以说是煌煌巨制了。
书衣正面的左上方黏有一个长方形的书签，框内题“永乐大典”四字，字下方还有双行小字，说明这册书的卷数。
书衣正面的右上方还黏有一个框，里面用墨笔题写这一册所属的韵目，又低一字注明这一册是该韵目的第几册。如果手里有一部当时通用的《洪武正韵》的话，按图索骥，就能十分方便地从一万多册《大典》中检索到自己需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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