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齐宣王对牛，就是放生。他后来解释道，不是爱财，是出于不忍。站在齐国这个大国的君主的位置看，单论财力，王室的宗教活动可以不在乎几头牛：故宣王之释可信。
或曰：齐宣王以羊易牛，博爱不够。不错。因此，孟子在肯定宣王仁心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了他以小易大。
其实，先秦仁爱一般都是推爱、等差之爱（墨家的博爱也非泛爱众生）：由亲人推及无辜旁人；由活人推及死人和俑人；并把生命分出贵贱，由最贵之人推及某些灵长类生命。这符合人的情感之边际递减性，现代很多人同情蚂蚁，但一般不同情蚊子。齐宣王以羊易牛，因为在贵贱台阶上，牛贵于羊；论推爱，贵者优先。
6、孟子的“君子远庖厨”论
《梁惠王上》孟子对齐宣王曰：“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牛，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并云“恩足以及禽兽”、“推恩足以保四海”。
7、“大德曰生”是先秦的流行思想
大德曰生，论完整关系，不仅有天地对万物的生育，还有人对人、人对其它生命的生育和保护。推荐：大慈大悲，佛教放生历史介绍
可见，在先秦，放生，在齐景公（消极放生）、齐宣王（半积极放生）那里都有个例；而且，是出于纯粹德心而非功利；而且，行为是被赞颂的，旁边有一种影响很大的文化。孟子的“君子远庖厨”论，几乎接近佛教的泛爱众生，只能作为小众的自律理想。
佛家的博爱广度，儒墨不及；但儒墨（晏子可谓墨家之祖）的道德深度，佛家不及：佛家的博爱，似为道德之极，但佛教倡不杀生多是为免恶报、积善多是为得偿，有功利性；舍身伺虎只是难以复制的传说或误传；佛家还是有我的，人的需要之本性决定了佛家博爱的上限，没有看到以辛勤劳动来饲养众生的佛说及“墨佛”流派，相反是靠施舍养己，以他人为工具，也有自私：大众化宗教的后面是功利。
另外，至少中土佛教的放生是兼顾功利和灵长，如放生对象是自然生长的龟、蛇、鱼，而非家养的猪、鸭。儒墨作为入世学派，异于佛家的出世性，不可能实行广泛的放生，那样一来，生产难继、且需安置游牧人群，人群必恶（生存压力内卷化）；但放生据次位时，有补益，故赞颂。
可见，中土的放生有不同类型；若论文化倡导，道德层次高于天竺的放生。
《列子》所载赵简子对鸠的放生，正符合正常的推爱范围。据《周礼》卷三十，“献鸠以养国老”，当时的鸠乃贵重动物，且灵性高，故属于放生范围，异于鸡鸭蚂蚁。而且他的放生是为示恩，乃功利，低于孔、晏所倡，低于景、宣所行，实属平常。但持续、广泛的放生习俗的形成，还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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