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十五的元宵佳节，其节俗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一般认为，汉武帝时司马迁创建“太初历”，元宵节就是在那时被确定为重大节日的。汉魏以后，元宵节逐渐由宫廷传到民间，其后由唐至宋，慢慢从中原传向全国，最终成为民间盛大的民俗佳节。那么就让老黄历为你介绍，福州元宵节的历史演变。
从宋太祖诏令“上元放灯五夜”开始，北宋皇帝每年御宣德门观灯成为定制。宋仁宗称，“朕非游观，与民同乐耳”；蔡襄也赞颂仁宗，“宸游不为三元夜，乐事还同万众心”。不过到了皇祐二年（1050），因两浙路发生大饥荒，仁宗便取消了上元观灯。
而蔡襄任福州太守期间，有一年令州城内百姓各点七盏灯，因未顾及贫富差异而引发不满，福州州学教授陈烈在大灯上题诗以示抗议，讥讽道“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蔡襄闻过即改，旋即“罢灯”收场。这是福州元宵节的最早记录。
法国汉学家贾克·谢和耐（Prof.Jacques Gernet）认为，南宋元宵节极似欧洲的狂欢节（Carnival），是宋人庆祝新年的真正开始。南宋时期的福州是六大城市之一，社会经济繁华富庶，文化教育也空前发达。
南宋淳熙九年（1182）成书的《三山志》记载了当时的福州元宵盛会，上元燃灯的庆赏活动由本州的官府负责举办，州府多借名观大刹的宽敞场地，悬挂灯毬、莲花灯、百花灯、琉璃屏灯等，十分壮观华丽。当时福州所制的“白玉灯”，为天下灯品之冠，《青玉案·元夕》中所说的“玉壶光转”，指的就是如“清冰玉壶”的白玉灯。
绍兴三年（1133），管理赵室皇族的机构“西外宗正司”移至福州，这些皇室宗子被称为“郡寄居者”。每年元宵期间，福州太守依例邀请郡内的皇族子弟们一起宴饮赏会。到了元宵那夜，太守命人燃起灯炬千百盏，在大寺院中陈设伎乐杂戏进行表演，吸引州民士女围观欣赏。
最热闹的地点在福州左右司理院。每到上元节必张灯设醮，悬灯长达丈余，簇百花、燃烛炬、结彩楼，称为“两院灯”，并且礼请道士崇建醮筵为州祈福，期间还举行棚台会乐、鳌山盛景、飞龙戏狮等活动。
从这天起，司理院开放给州民游览，贵族家庭在司理院两侧衙廊外设立“看位”观赏，倾城而出的人们填满了衙前的通衢大路，此夜金吾不禁，从城外与郊县各乡赶进城内游览的人们络绎不绝，通宵不散。
元诗四大家的范梈曾任闽海道知事。他的诗集收录了《正月十六夜双门观灯时官吏皆集》、《福州元夕》两首诗。从诗名可见，元代福州在双门楼举办元宵观灯活动，地方官吏仍然参加。
明代福州民间的元宵盛况远胜于前朝，时称“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而明代弘治年间的《八闽通志》则说，“入国朝来，民俗祈年，虽间有设于境者，而官府不复设于此”，福州元宵盛会已经不再以官府主导，而由民间的境社神庙举行。
清代“琉球馆”设在福州水部门外，许多琉球国士子在福州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他们对福州的元宵民俗也有浓厚的兴趣。在一本《学官话》的教材中，有一则这样的对话：“如今是元宵景，城里城外，到晚间，街上好些故事。各庙里好些灯，这样热闹的时景，我们也到街上并各庙里去看看玩玩么？”
可见，当时福州城内外举办元宵灯会的地点主要在庙里，明清时期福州城内的闽山庙元宵活动最为壮观，元宵节目繁多。此外，南后街的灯市也非常著名，有“后街风月买灯天”之说。
美部会传教士卢公明（Justin Doolittle）在其《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一书中，则对19世纪福州元宵的灯市、灯谜、送灯习俗等进行过记录，而这些习俗一直延续至今。
宋太祖主张“宜纵士民之行乐”，从皇帝与臣民一同观灯赏会，到各州官员组织灯会活动，借亲民之机以展示承平景象，也表明节庆的狂欢与逸乐是受到赞许的。
但到了元明之后，情况开始改变，一方面元宵灯会开始渐趋民间化，另一方面士大夫对元宵节会多持否定态度，如明人王世懋形容福州元宵期间“一郡之民皆若狂”，以这样惊骇的观感来表达不认同。
如今，福州元宵节的排暝请福、伴夜悦神、迎神巡境、迎灯庆赏，犹如天子饮宴、行乐、巡狩、观灯，是古代中国帝制余晖的再现。古代帝王在元宵期间的“与民同乐”，也已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人神同悦”。
在以酬神、灯火、百戏为主题展开的元宵狂欢庆典中，充溢着自由活力，人人参与了精神层面上的再生与更新。巴赫金认为，狂欢节的民间文化代表一种具有生命力的亚文化，福州城里至今还活跃的迎神活动，就是证明这种生命力的最佳案例。
福州的元宵节会，经历了从官方主导的时代，演变到现在由民间的境社、宗祠自发组织的状态。境社、宗祠作为历史的产物，面临着诸多与现代社会的调适问题，但它们无疑是守护地方传统文化的坚实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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