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树节谈我国历史上的植树造林

　　1979年2月，我国正式将每年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的决议。但其实早在民国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固定的植树节，而在更久远的古代，植树造林也早已有传统可循，在2018年的植树节即将到来之际，就让老黄历为你回顾，我国历史上的植树造林。

　　我国历代均有严惩盗损林木措施
　　永乐年间盗木十株“廷杖四十”
　　元代大都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河畔植有大量林木。大德年间因看护不周，致十余株树木被伐，“成宗闻之，顿感不悦，令速查上奏。”“不日，刑部将盗木者绳之，以法而办。”

　　明代为防止蒙古残余势力南侵，在长城内外广植树木，辅以防御作用，但有人私自砍伐树木，以为柴薪。永乐年间居庸关附近村民盗伐林木十余株，被查后，“廷杖四十，课以罚金”。

　　嘉靖年间有工部官员虚报种树数量，骗取植树款项，嘉靖皇帝“勃然而怒，斥其大胆妄为，随革官职，永不任用，令加罚金。”崇祯五年（1632年）春，皇陵（十三陵）植树千余株，但一个月后许多树木枯死，崇祯皇帝命人彻查。原来是上林苑林衡署（负责皇家果树花木种植机构）官员在采购树苗时，以次充好，购进的是劣质树苗。责任官员遂被革职查办。

　　清代林业法律中对园陵树木的保护有严格规定：“凡盗园陵内树木者，皆杖（用鞭笞或竹板打）一百，徒三年。若盗他人坟茔内树木者杖八十。若计赃重于（徒杖）本罪者，各加盗罪一等。”雍正继位时要求严格保护山林：“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歹徒之窃盗。”“有违者必处治，无论官民。”

　　在植树成活率及养护管理方面，清代也有明确规定。康熙时曾规定：栽种仪树（陵园内树木），原定委官监种，限以三年。限内干枯者，监种官自行补足，限外者，由部复给钱粮补种。

　　乾隆、嘉庆年间进一步修订，改为“仪、行树（道路树木）株，三年限外，仪树每千株回干（枯死）不及十株者，免议，十株以上，降一级留任；行树每千株回干不及五株者，免议，五株以上，相关官员罚俸六月，二十株以上，罚俸一年，三十株以上，降一级留用。其仪树每千株回干至一百株以上，行树每千株回干至五十株以上，主管官员降一级调用，并将主管大臣罚俸一年。”

　　道光年间，有香山村民夜间到御园（静宜园）墙外砍伐林木十余株，想去盖房，被夜巡的八旗护军捉拿，随即被送至大牢问罪。

　　民国时期曾定清明节为植树节
　　警察负责京城植树及林木看护
　　民国四年（1915年）7月，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当时的北洋政府将每年的清明节定为“植树节”。由此京城便加大了树木种植及管理。此前（清末），京城栽植行道树已由巡警负责，此后进一步明确了植树及林木看护为警察厅的职责之一。每年春季，由各城区巡警在辖区马路两侧栽植行道树，同时“沿街而巡，以维树木，遇损伤者，轻则训之，重则罚之，不一而论。”

　　民国十一年（1922年）5月，刘梦庚（字炳秋，湖北人）任京兆尹后，响应孙中山先生和冯玉祥将军“为国植树，造福于后人”的号召，于植树节（清明节）之际率众在京西石景山附近的蟠龙山上大面积植树。

　　为纪念此次植树活动，他还亲手立了一块植树碑。正面镌刻“辑威将军京兆尹刘梦庚手植”十二个大字，背面题有“中华民国十三年植树节”落款。这是北京地区最早为“植树节”而立的纪念碑。

　　民国十四年（1925年）1月，北平市政府在全市行道树勘察报告中提到“全市各行道树，除景山前街有梓树、楸树，天安门前有绒花树（合欢树），西黄城根有柳树外，其余多属槐树（国槐、刺槐）”。

　　民国十七年（1928年），改由北平市工务局管理行道树。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北平市农事试验场林务股主管行道树，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制定了北平市行道树计划，由此促进了京城城市道路的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