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生天”思想的发展与早期蒙古宗法封建制
“长生天”思想。它是一种宗教意识。意识是时代的精神。原始宗教和无知是孪生兄弟，“物质是第一，意识是第二，意识是物质派生的，而且意识对物质起客观能动作用。”尽管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的威力和不可磨灭的力量与人们对立。
人们同它的关系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畜牧一样任其摆布。统治者们企图利用它来巩固自己的“宝座”。所以说到“长生天”思想的存在于发展，不得不提到当时的蒙古宗法制度，它们之间有着互动依用。
“天”神思想在十三世纪前后的蒙古社会之所以没有消失，且得以发展是当时的社会制度相关。蒙古民族在十三世纪前后建立了宗法制社会。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仅没有抛弃传统的“天”神思想，而且给“天”神思想赋予崭新的内容。
十三世纪前叶，蒙古社会生产力落后和宗法制封建的二重性，都约束着人们思维的发展，不可能给纯理性思维体系提供合理的园地，只能为宗教思想提供适中的“温室”，长生天思想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存在发展而形成了人为的宗教思想，它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如果我们剔除统治者人为演染的成份，“长生天”思想尽管是唯心的，但它是当时人们认识的结晶。
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对被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这是统治者的最基本策略，虽然历代统治者采取的措施，提倡的伦理与道德花样种种，但宗旨是一致的，无外乎是束缚被统治者的行动以及思想罢了。
如前所述：建立了封建宗法制社会之后，对“天”的思想，人为的揉和成宗法制封建社会政治的道德永恒的立法者，而加以大的宣扬。“蒙古秘史”中认为成吉思汗的一切行动都是上天的点化和暗示下进行，甚至书中开篇第一句便称：“成吉思汗之根源，奉天命而生之……”就是说，成吉思汗从其祖先开始就受命于天，代表天意降生人间。所以他自然应当是“天子”了。
为了使“君权天授”思想更加合理与完善，“当成吉思汗民族安排大事……推行他们成规和习惯（时）……由萨满来实行这个改革。”利用这些“通天意”的萨满参加政策的制定，使“神权”，“汗权”合为一体，使“君意即天意”更增加了可信性。后来，以成吉思汗为首的新兴；力量的代表们又提出了“在长生天的保佑下，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新思想，丰富了“长生天”思想的内容，使其在新形势下得到了发展。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统一蒙古社会的需要，一统君主的出现成为人们的期望。那么，萨满教无上“长生天”的出现是不足为奇的，它不过是地上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愿望在冥冥苍天的投影罢了。
“长生天”思想既然是为统治者服务，也同样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是因为它由民族社会发展，演变而来的，它与蒙古社会现存的宗法制是相应的，并且这种思想凭着长期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习惯力量而深深扎根在人们心理，因为它是整个社会在该发展阶段中意识的“自然流露”。
尽管它是唯心主义思想，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无上的“长生天”思想对蒙古社会的统一以及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也对未来的蒙古族社会思想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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