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完备的“礼乐文化”
古代中国往往被称为“礼乐之邦”，古代的中国文化因此也被称为“礼乐文化”，而大汶口一龙山文化正是形成这一礼乐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礼制是一种体现社会尊卑等级的制度形式。东夷族原始礼制的主要表现，一是宫室制度。从山东章丘的城子崖、寿光的边线王、邹平的丁公和临淄的田旺等龙山文化时期古城址的发掘看，已具有宫室制度的一些迹象。临淄东周殉马坑二是埋葬制度。在墓葬中，已表现出社会的不平等关系。如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已出现了墓室面积8平方米以上的大墓。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墓葬的分级制日趋成型。
龙山文化蛋壳陶三是礼器。礼器是主要用于重要礼仪社交活动的器具，是人们社会等级名分的象征与标志。随着礼制的不断发展，礼器的种类不断增多，在大汶口文化的中后期，已有玉钺、石钺、骨牙雕筒、大口尊、鬹、觚、高柄杯等。至龙山文化时期礼器趋于专门化，主要礼器有玉钺、玉版、玉冠饰、蛋壳陶杯、黑陶罍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器物是作为祭器使用的鸟造型三足器枣陶，被认为是东方文化的“标准化石”。1979年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里出土了名叫笛柄杯的乐器，能够吹奏出4个不同的乐音，音响清脆悦耳动听，与近代横吹竹笛不贴膜时发出的音响相似。这是迄今已发现的我国最早的陶制横吹管乐器。
5、文明社会的先导
城市的出现是社会走向阶级分化的反映，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子崖遗址是三个阶段的古城遗址，其最下层是山东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面积约二十万平方米。另外，又先后在邹平丁公遗址发现了一个十二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在临淄桐林遗址发现了一个十五万平方米的龙山文化城址，在寿光边线王遗址发现了五万平方米的城址等一系列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在山东五莲县丹土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和龙山文化中期三个连续扩展的城址。
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址距今4800年以齐国故城排水道口上，龙山文化中期城市具有蓄水池、排水沟和出水口等设施。这不仅将山东地区城市的出现提前到大汶口文化晚期，而且进一步证明了龙山文化时期城市功能的齐全和筑城水平的高超，说明东夷人约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即已进入了父权制社会，并且出现了私有制和贫富分化。到龙山文化时期，古老的氏族制度已接近它的终点，文明社会的曙光已灿然可见。
（二）东夷族的发展
东夷人最初只是分布在鲁中南山地丘陵区和东部半岛丘陵区，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华夏族和东夷族开始有了交流，东夷人在蚩尤的领导下来到了坦荡的鲁西北平原，与东进的炎黄部落开始接触，由此拉开了夷夏大融合过程，东夷人的活动范围也从东部海岱地区扩展到中原地区。经过夷夏“涿鹿之战”，东夷集团在炎黄集团的联合抗击下节节败退，又被逼回原地。随后炎黄之间也展开了“阪泉之战”，结果作为黄帝联盟的炎帝部落也失去了在中原地区的立足之地，其大部分不得不东迁至“东夷之域”，与东夷人杂居错处。
当炎帝部落逐步融入东夷之际，黄帝部落也向东推进至豫东及鲁西北平原之地，与东夷人联合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共同创建了最初的华夏文明。唐尧、虞舜之际，东夷族与炎黄族和平共处，他们的领袖轮流担任当时部落联盟的领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剩余产品，私有观念也逐渐形成。夏禹利用自己的地位与权力，开始为自己的宗族谋利益，暗地积极培植其儿子启的势力，以图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夏禹死后，启公然破坏了夷夏同盟，自己夺取了权力。
夏后启杀伯益建立夏朝后，东夷族与炎黄族的同盟宣告破裂，从此开始了新的一轮的夷夏之争。后来，在夷夏合作治水的过程中，夷夏两大集团同心协力，并肩作战，最终取得了胜利。经过长期的合作，夷夏之间彼此的差异越来越少，共同点越来越多，在语言、心理、风俗上慢慢趋于一致，夷夏部落联盟变成了一个具有文明民族一切重要特征的共同体，即历史上所说的华夏族。可以说，从“人种学”上讲，东夷人当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的主要来源成份之一。
（三）东夷文化的形成
东夷文化在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同周围地区的古文化有着相互影响和交流的关系。它在自己的长期演进过程中，尤其在新石器时代中后期，始终和周边其他地区文化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和交流，并对各地文化产生着极其生动、具体、广泛而深刻的渗透和影响。通过对东夷文化墓葬风俗和典型器物（尤其是陶）等传播路线的考察，可知东夷文化曾伴随部族迁徙而大面积地侵入和散漫到广大中原地区，并由中原进一步西向波及渭水流域、南向波及汉水流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在河南一带有着显着的反映；而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征，也在山东西部产生了较大影响。
同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东夷文化对百越文化的侵润几乎从未间断过，并以淮夷为中介，使东夷文化的许多先进因素沿长江流域西上和南下，又越过鄱阳湖地区及湘赣边境山地而进入岭南。东夷文化向东北方向的传播，则使燕山南北及辽东半岛的古文化显示出诸多与海岱文化极其亲和而相似的特征。其中以小珠山文化类型的遗址最为典型；辽东半岛的古文化对对山东半岛的文化影响，则以筒形器（辽东半岛地区基本陶器之一）最为典型。有史料表明，东夷文化的延展区和辐射带，北可达库页岛、阿留申群岛地区，西可至燕赵和黄河中游，东远及日本海沿岸，南直通台湾海峡和某些南太平洋岛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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