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海和尚于804年入唐求法，806年回到日本。他是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创始人，同时对传播中国的茶文化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从中国带回茶种，撒播于近江国台麓山（今滋贺），还把中国制茶工具“石臼”带回日本仿制，将制茶的蒸、捣、焙、烘等技术也传到了日本。
永忠在宝龟年间作为日本遣唐僧来到中国，在唐朝生活了近30个春秋，返回日本时，带回茶树种子，种植在比睿山麓的坂本。806年，永忠上书朝廷，请求斋日必饮茶，认为这样才是大唐风俗。
另据《日本后记》载，815年，嵯峨天皇行幸近江滋贺，路过梵释寺，时任该寺大都僧的永忠亲自煎茶奉献，引起了天皇对茶的浓厚兴趣。两个月后，天皇下令在近江、畿内、丹波、播磨等地植茶，以备每年进贡。饮茶之风遂突破庙堂，开始向权贵阶层延展，茶树也藉此真正在日本国土扎下根来。
正是由于上述三位留唐僧的主动引进、积极栽培、大力宣传及嵯峨天皇的极力倡导，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饮茶的热潮。但当时日本的饮茶文化，尚处于从中国直接引进，移植模仿时期，茶叶还主要依赖从中国输入；饮茶方式基本上原封不地照搬唐朝的煮饮方法；饮茶范围还仅限于宫廷父子、留唐僧人等阶层，未能普及到民间；茶事活动还只是上层社会模仿的一种风雅之举。
到了宋代，日本荣西禅师来我国学习佛经，归国时不仅带回了茶种及饮茶技术，并根据中国差异和天台禅宗茶学，制订了自己的饮茶仪式。荣西禅师晚年着《吃茶养生记》（分上、下两卷）一书，被称为日本第一部茶书。书中介绍了差的功能、种类、茶具，以及采茶、制茶、点差的方法，奠定了日本茶道的基础。书中将茶誉为“圣药”、“万灵长寿剂”，这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风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这时的茶与禅宗的关系可以说是以禅为主，以茶为辅。茶为坐禅修行时的饮料、禅案的素材、行道之资、救国之助等等。这些都只能说明茶与禅宗生活的密切关系，仍不能证明两者之间的法嗣关系。
镰仓末期，中国宋代盛极一时的“斗茶”之风盛行，也随之传到了日本。不过宋朝“斗茶”的评判标准是通过品尝茶汤的色、香、味来决定胜负；而日本则着重识别茶的产地，以饮后能否说出茶的产地、分辨出本茶与非本茶作为评分标准，得分多者便为胜。
日本男女结婚设宴待客，新娘一定要给客人敬茶，它的含义是：女孩出嫁男方，有如茶花一样纯洁，茶水一样清白，没有丝毫的混浊。然而男女离婚是不喝茶的，以示一刀两断，决不藕断丝连。
日本民间以茶招待客人极为考究，称为“茶道”。“茶道”的根本精神是“和、敬、清、寂”。崇向“茶道”之美，茶质、水质、环境优良是饮茶者善性的首要条件。日本人认为喝茶，一人自饮有脱俗之感，二人同饮备感亲切，三四人共饮兴趣盎然，六人以上聚饮，则不免过于庸俗。
日本人长期习惯于饮醇和爽口氨基酸含量丰富的烘青茶，而多酚类含量高苦涩味较浓的茶则不受青睐；采用茶壶冲泡斟杯饮用，注重汤色、滋味和香气，对外形没有严格要求。市场上还出现茶叶冰淇淋、茶饮料、茶挂面等饮食品。
在日本，最纯正的茶道被称之为“草庵茶”。草庵茶的茶道是对高贵、财富、权利的彻底批判，以及对低贱、贫穷的新的价值发现与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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