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佛教法师和僧人不仅仅是宗教专职人员，而且是法王政事的重要参与者。他们除了要负责编撰佛教经典、制作佛像、建造塔庙，还要参与策划推行佛教政局的工作。阿育王还专门设立了管理僧官及传教的制度。那么，阿育王是借助什么大乘佛教理论来推行其国政的呢？
《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中说：“转轮圣王，以十善道化四天下，恶令受持，离十恶业，行十善道，具足成就名为法王。”《犍陀国王经》中提到佛授阿育王“五戒十善”的事。很显然，阿育王是以“十善法”作为其以佛教治国的根本方法。
阿育王不仅自己受持十善戒，行布施，而且也要求其人民“身自持十戒不疑，复教他守十戒，于梦中自护十戒，亦复于梦中面目见十戒”。他的石敕中一再嘱咐其人民不要杀生，不要饮酒作乐，不要批评和破坏别的宗教派别，要供养父母、婆罗门、修行者，甚至奴婢。这些敕令将世俗活动与宗教道德高度融合，成为阿育王所推行的佛教政局的又一大特点。
《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中提出了佛教式的司法方法：“欲治彼恶行众生，先起慈心，智慧观察思维五法，然后当治。何等为五？一者依实非不实，二者依时非不时，三者依义非不义，四者依柔软语非粗犷语，五者依慈心非嗔心。”主张废弃“割截手脚眼耳鼻舌”之刑，而应“依于大慈大悲之心，禁闭牢狱，枷锁打缚，种种呵责，夺取资生驱控他方，为令改悔”。这显然是一种将佛教所信仰的理性判断事物的态度作为司法的依据。阿育王当时是否完全依此治世记载不甚清楚，只知他并未真正放弃军事装备，还设有死刑。
比较吐蕃三代法王与阿育王的治国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惊人的相同之处。虽然未找到确切的记载认定吐蕃国王们是参照印度法王的经验制定自己的治国方针的，但有一点起码可以肯定，即他们都把大乘佛教“十善法”的理论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所有其他的政局举措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2、僧官制
自赤松德赞时期出现了第一批出家人开始，僧人便在西藏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中的少数分子从最初的宗教专职人员到后来转变为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实际统治者，从而确立了政教合一的政局模式。僧人既要遵守佛家戒律，又要遵行国家法律；既要修习佛法，又要参与世俗政务。这种双重身份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和冲突。
赤松德赞敕封桑耶寺堪布益西旺波为“世尊宗师”，赐大金告身，位在大尚论之上。这是吐蕃赞普第一次加封佛教要人，但是当时僧人并未直接参与王朝政务。赤德松赞时期，钵阐布娘？定艾增通过不断向赞普提出政局策略，逐渐成为赞普的政局大谋士，得到了直接或间接参与政务的权力。此后，大班第占迦？贝吉云丹掌握了政教大权，使大臣们逐渐失去了权力。
赞普赤热巴巾时期，比祖先更尊敬僧人，请僧人直接参与甚至主持朝政。当时僧人们虽然请求说：“蕃民难教，要靠刑罚惩处，出家人依佛陀教诫而行，所以对出家人不能用刑罚。因此请不要让出家人管理行政盟会。”但是赞普仍然坚持说，“你们不愿主政，我让尚伦们与你们共同管理，请你们接受行政权力。”
在这位赞普的极力推崇之下，僧人不仅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礼遇，而且也取得了凌驾于群臣之上的权力，这自然引起了大臣们的极度不满，其结局便是赤热巴巾被弑并最终导致了朗达玛的灭佛运动，出家人的势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可见，在吐蕃王朝时期，僧人参政遭到了来自世俗权贵的抵制。
吐蕃王朝崩溃至萨迦王朝建立之间的几百年中，藏地处于昔日赞普和贵族后裔的分裂割据统治之中，地方世俗政局势力处于衰微之中。而与此相反，随着佛教后弘期的到来，兴起了许多大小不同的教派，佛教高僧广收门徒，大建寺院，四处传法，并且依靠不同的地方势力，收纳田地、人户、牲畜、财物等供养，逐渐形成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寺院领主。寺院僧团的执事及寺主的亲属等人组成了兼具宗教首领与地方官员的职能的，类似于行政机构的组织。这些寺院僧团进而发展成为统驭一方的政局势力。
从此往后，僧人对世俗政务行使的不仅仅是干预权，还有主导权。这一点在萨迦派借助蒙古汗王的支持而建立统领全藏的萨迦王朝政权后更为明确了。藏族历史上的政教合一的政局制度从此正式形成。对于僧人执掌俗政，当时在佛教界内部意见也有分歧。当萨迦法王八思巴接受元朝皇帝的供养，成为西藏政教首领之后，当时着名的佛学家迥丹？日贝热智献了一首嘲讽诗云：“佛陀教法被衙署乌云所遮，众生幸福被官长一手夺去。浊世僧人正贪图官爵富贵，不懂这三条就不成为圣人。”
八思巴对此回答说：“佛陀曾说教法会有兴衰，众生之幸福由业缘决定，教化一切要按情势引导，不懂这三条就不是智者。”其中，“教化一切要按情势引导”一句道出了政教合一制在宗教意义上的合理性。藏传佛教作为大乘佛教的传承，十分强调以大乘菩萨戒作为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而大乘菩萨戒又是一种不同于小乘别解脱戒，讲究发心和方便，灵活而不拘泥于教条的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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