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出于利益众生、宏扬佛法的动机，一切行为都可以理解为是合理的。八思巴说这句话旨在说明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想使雪域众生免遭劫难，佛法得以继续宏扬，只有利用蒙古王室对佛法的崇信和对八思巴本人及萨迦派的信任，毅然决然地担负起政教大业，这是符合佛教成律思想的。事实上，不仅迥丹·日贝热智对此无话可说，而且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僧俗大众的广泛认可。
从萨迦王朝开始，至帕竹政权，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建立噶厦政府，政教合一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它作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政局形式左右着藏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宗教领袖人物也堂而皇之地行使着世俗的政局权力，主宰着藏族人民的命运。
3、寺院经济的形成
出家僧众当中的主体是比丘（尼）。“比丘”一词的本义是“乞食”，即向上（佛、菩萨）乞善，向下（众生）乞食。古印度释迦牟尼时代，比丘们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以向俗人化缘和接受布施作为生活的来源。在戒律中“不受纳金银”的规定始终是争论的焦点，“十非法事”导致了佛教部派的分裂，其中对“受蓄金银”的根本分歧是最重要的原因。佛教戒律传人藏地后，对这一问题采取了相应的做法。赤松德赞时期，藏地出现首批出家僧人。
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来源问题，他下令从今往后僧人的食品、日常用具一律由王库供应，并且发给一定数量的薪金。后来，在桑耶寺堪布益西旺波的建议下，赞普又下令规定僧人的食具不与君臣相混，另从法律上定三户庶民赡养一僧，将权力交给僧人，朝廷不管理属于僧人的民户和土地。到赤热巴巾时期规定了更高的生活供给，即“七户养僧制”。在这样优越的待遇下，当时出家人急剧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导致后来朗达玛灭佛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宏期开始，僧人和寺院的数目逐渐增加，俗民百姓对僧人的供养升级为农田、牧场、牲畜等生产资料和大量的农副产品，此时僧人已摇身一变，成为农奴主阶级的一员。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各教派集团依附于不同的地方政局势力，从而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逐渐形成了西藏三大经济体系之一的强大的寺院经济体系，为教派势力的迅速发展，直至实现政教合一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头上又多了一座压迫剥削的大山。
（二）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藏族法律的出现，据敦煌文献等资料看，最初始于松赞干布时期。据《贤者喜宴》载，“吐弥等率领一百大臣居中理事，尊王之命，仿照‘十善法’的意义在吉雪尼玛地方制定‘吐蕃法律二十部’”。这二十条法律中前四条是依据佛教戒律中的四根本戒而定的，称为“戒恶”，即：
1、杀人者偿命，争斗者罚金；
2、偷盗者除追还原物外加罚八倍；
3、奸淫者断肢并流放异地；
4、谎言者割舌或发誓。
其余十六条则为世俗人伦法则，是依据“十善法”而订立的，称为“劝善”。松赞干布亲自主持订立了吐蕃立国的“基础三十六制”，其中的“六大法典”的内容比“吐蕃法律二十部”更为详细，内容包括：伦常道德法、度量衡法、敬强护弱法、判决权势看法、肉库家法等六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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