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正是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犹太人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孕育和发展其商业特长的机遇，也正是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对钱产生了特殊的感知与认识，钱成了他们的“防卫机制”与“生存保险”，成为他们进入外部世界的“入场券”。
第二、文化内容的开放性
犹太人在长期历史交往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就是作为民族主体，既能抵御外部社会的强大压力，又能摆脱来自方方面面的迷人诱惑，而保持其民族认同感。就文化层面而言，就是作为一个缺乏“地域疆界”的民族较为成功地把守了自己的“文化疆界”，并不断丰富其内涵，从而实现了民族文化的“闭合性”与“开放性”的统一。“闭合”与“开放”本为一对相互排斥的范畴，也是任何民族在其发展中都难以回避的一种矛盾现象，犹太民族作为一种缺乏“根基”而又不甘沉沦的民族，其文化极需要闭合，只有保持民族传统的闭合性，犹太文化的主流才能弘扬，民族特性才能延续，才能使四处漂泊的犹太人面对同化压力，仍然拥有一方属于自我的阵地。一旦失去了这种闭合性，犹太民族必将同其他许许多多消失在文化歧途上的民族一样，走上一条由同化到消亡的衰败之路。正因为如此，犹太文化曾长期被视做一种保守的“闭合性”文化。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它只看到了犹太文化“闭合”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其开放性的一面。
在公元2世纪以前，希伯来文化的主要成就集中体现在《圣经》中。由于《圣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再加上为了树立民族独尊地位的需要，希伯来人力图使《圣经》神圣化、经典化，从而使《圣经》成为闭合性的、名符其实的“圣书”。而《圣经》越是“成圣”，它与实际生活之间的鸿沟就越拉越大。因此，时刻都在寻求发展的犹太人急需一种“准圣经”在神与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子孙后代制定一套行为准则。于是，在公元2世纪至6世纪之间，流落在巴比伦的犹太社团就集中本民族的宗教贤哲与思想精英，编纂了洋洋250万字的犹太口传律法集，即《巴比伦塔木德》。《塔木德》不仅对传统的犹太律法加以阐释，而且内容极为广泛，包括神话故事、祖先传说、历史沿革、民俗风情、天文地理、医学、算术、植物学、历史学等诸多方面。通俗、简洁、适用的《塔木德》和《圣经》一起构成了犹太教育的蓝本。《塔木德》的问世，正体现了犹太民族的开放性心态。
犹太文化的开放性还明显地体现在对异质文化的态度上。早期的希伯来文化就是在广泛吸取四邻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巴比伦之囚”时期，希伯来人接触了较为先进的巴比伦文化，他们在很多方面学习了巴比伦人的生活方式及教育体制。与希腊文化接触后，犹太知识分子又掀起了学习希腊文化的热潮，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古希腊哲学与古希伯来哲学的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犹太希腊化哲学”，这一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西方文化。在散居欧洲的过程中，犹太文化与基督教文化虽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相融的现象还是随处可见的。近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与教育的发展，犹太人突然发现他们正面临一种不可忽视的新知识的挑战。如果犹太文化想在精神方面继续得到尊重，那么，就必须把现代哲学纳入他们的有关上帝、世界、理性及人的本质等问题的思考之中，就必须使犹太人广泛吸取传统之外的新知识，投身于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于是，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使大力鼓吹世俗思想，企图通过大范围多层次的现代化、世俗化教育，使犹太人了解西方文化，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与此同时，还要深刻反思民族文化，提炼犹太教信仰，清除自中世纪以来弥漫于犹太宗教学说中的谬误与虚妄，消除文化孤立主义，弥合在精神与文化方面与西方文明社会的差距，“最终塑造出在思想与文化方面能适应整个欧洲社会的新型的犹太人”。在这种背景下，犹太启蒙运动及犹太教改革应运而生，犹太世俗文化也迅速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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