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的历史交往对犹太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首先，历史交往保证了犹太文化的传承，也丰富了犹太文化的内涵。历史交往是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任何一种文明都必须保持一种开放性特质，在广泛的交往中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与文明成果的聚合与延续。犹太历史充分证明了历史交往是社会进步、发展的推动力。试想，如果犹太人仅仅囿于巴勒斯坦的弹丸之地而不与其他民族交往，那么犹太文化就绝不会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特色的影响深远的文化。
犹太历史的显着特征就是不断迁徒，不断流散，在持续位移的过程中广泛地汲取了其他文化因素。进入大流散时代后，犹太人与其他文化的交往更为广泛。犹太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地中海区域，特别是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交融与结合，孕育了犹太文明中的一大瑰宝——活跃于8至13世纪的塞法尔迪文化。犹太文化与日耳曼及斯拉夫文明的交融又产生了犹太文化的又一分支——意第绪文化。近现代以来，犹太文化适应了人类现代化进程，在美洲大陆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美国犹太文化。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以色列国家的建立，犹太文化的主体又回归以色列，成为以色列新国民文化的精神支柱。可见，从犹太文化的最初发源到后来的历史演变，始终都是在与非犹太文化的冲突与融汇中使自身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从而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并以其特有的风貌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总之，犹太文化在与异质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既冲突又吸纳、既分裂又融合的文往关系，犹太文化成果在这种关系中得以保持与延续。由此看来，世界性既是犹太文化的特征与表象，也是犹太文化不断超越自我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长期影响世界文化的必要保证。
其次，历史交往促进了民族特征及犹太精神的形成。犹太精神是犹太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与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
而这种精神的产生与发展同犹太民族广泛的历史交往密不可分：一方面交往为民族精神的产生与凝炼提供了广阔的视野与异域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交往本身就是促发民族精神的重要驱动力。
犹太民族商业特性的形成则印证了这一观点。
古希伯来人在进入迦南以前，一直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正是迎南地区独特的环境孕育了他们的从商意识。位于地中海东岸的迦南地区东邻两河流域，北接欧亚腹地，东南为阿拉伯沙漠，西南是非洲大陆，为历史上最早的商路交汇之地。当亚伯拉罕率领希伯来人进入迦南之际，该地的文化远远先进于希伯来文化。形形色色的迦南人已建立许多小型的城邦国，掌握了农业技术和冶炼技术，手工业也很发达。各城邦国兴建的城市和城堡则是一个个贸易中心。迦南人频繁的贸易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尚未定居的希伯来人，他们中有些人逐渐放弃了畜牧业与农业，介入当地的贸易活动中。
此后，随着迦南社会的发展，犹太人的贸易也日益扩大，到所罗门时代，犹太人的贸易伙伴已遍及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印度和非洲等地。由此可见，与迦南人的历史交往，对犹太民族商业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希伯来人定居迦南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游牧部落向定居农业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正是希伯来人的商人基因同迦南地方商业特性相吻合的过程”。如果说远古时期的犹太人还是以某一块固定的地域为中心从事贸易活动的话，那么，大流散把他们赶入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总体而论，他们不再同任何地方的固定市场有过于密切的关系，四处流散的生活决定了他们成为国际贸易的承担者。在流入欧洲以前，绝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阿拉伯帝国境内，可以说，伊斯兰教的兴起使犹太商人获取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由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长期对峙，特别是由于在东西方贸易的核心地区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两大帝国——信仰基督教的法兰克王国和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双方常因商业利益而大动干戈，不同宗教背景的商人彼此都不敢进入对方领地，欧亚之间的贸易几乎中断，而犹太人则顺理成章地扮演了东西方贸易的中介者。当时的犹太人活跃于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拜占廷、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等地，“他们在地中海和洲际贸易中起着极为活跃的作用，并作为国际商人而首次出现于西方的基督教国家”。他们在各大港口都设有自己的“代表”，组成了一个排除异己、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保证了长途贸易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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