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清道光年间（1820－1840），在泉州市南安石井镇岑兜村的“宋江戏”艺人与漳州的竹马戏艺人及归侨合办了“合兴班”，时称“三合兴”。“合兴班”突破了专演宋江故事的局限，多演半文武的剧目，如《困河东》、《斩黄袍》、《郭子仪拜寿》等，此外还吸收一部分弋阳腔、昆腔、徽班的剧目，如《狸猫换太子》、《逼官》等。随后还演出不少家庭题材的“绣房戏”和“公案戏”，如《杏元思钗》、《孟姜女哭长城》、《秦雪梅思君》、《包公审黄菜叶》、《高奎假王球》、《杨国显失金印》等。
“合兴班”的音乐曲牌大量采用南音，同时也吸取闽南民间的锦歌和傀儡调。表演则吸收梨园戏的“七步颠”、“舢舨行”、“相公爷摸”以及傀儡戏“跑马”等程式。
“合兴班”在发展过程中，“宋江戏”仍然存在。二者除剧目可以互演外，基本功、表演程式也很近似。当时有一规定：进“合兴班”的艺人，必须能演“桶内戏”（即“宋江戏”的剧目），才能入班演“桶外戏”（即“合兴班”的幕表戏）。继“合兴班”之后，又有“三合兴”、“福庆兴”、“金香春”等戏班出现。清末，“合兴班”与“宋江戏”逐渐合流，始称“高甲戏”。
戏曲发展
高甲戏，流行于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方言区和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闽南华侨聚居地。
高甲戏前身是“宋江戏”。据老艺人陈坪（1884～1957年）称，听其师傅代代相传说：明末清初，闽南沿海农、渔村庄，每逢迎神赛会喜庆节日，村民们有装扮梁山好汉游行于村里的，间或就地作简短表演。由此出现儿童演出宋江故事，时称为“宋江仔”。清道光（1821～1850年）以后，由成年人扮演的戏班，群众称为“宋江戏”。
宋江戏以武打为主，其套数多采用民间的“刣狮”（即由艺人装扮成武士，手执各种武器，分别与雄狮搏斗），现存舞台上的武打套数“冷煎盘”、“大碰场”、“凤摆尾”等保留着“刣狮”的传统表演，也吸收了提线木偶的武打，称为“嘉礼打”。乐器用大小唢呐，配以南锣、南鼓。宋江戏保留下来的剧目有《李逵大闹忠义堂》、《抢卢俊义》、《扈三娘替嫁》等。南安岭兜村的“宋江戏”艺人与漳州来的竹马戏艺人及一名归侨合办一戏班，班名“三合兴”。它突破专演宋江故事的局限，演出半文半武戏，剧目有《郭子仪拜寿》、《困河东》、《斩黄袍》、《逼宫》等。合兴戏出现后，很受群众欢迎，戏班也增多了。
“合兴戏”在发展过程中，“宋江戏”仍然存在，二者除剧目可以互演外，基本功和表演程式也互相吸收。当时有规定，进合兴戏的艺人，必须能演“桶内戏”（即宋江戏的定型剧目）才能入合兴班演“桶外戏”（即合兴戏的幕表戏），二戏逐渐融合，至清末，宋江戏与合兴戏统称高甲戏。高甲戏的称谓据传：因演出时搭高台，穿战甲，拿戈枪，故观众叫做“戈甲戏”（“戈”与“高”闽南语音同）。另有一说：戏班到海外演出，侨胞称家乡来的戏是高等甲等戏，戏班回来就自称为“高甲戏”。还有一说，是高甲戏有九个角色故称“九角戏”。闽南观众则称之为“大班”、“土班”。
20世纪20至40年代，高甲戏发展很快，在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就有400多个戏班，年年都有戏班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等国演出。各班竞技激烈，先后涌现出“十大虎班”：“前五虎”为“福庆成”、“旧大福”、“福胜兴”、“福金升”、“金秀春”；“后五虎”为“新秀春”、“大祥春”、“金成兴”、“新大福”、“福联兴”。最好的称“龙班”，即“金莲升”，故有“一龙破五虎”之说。
高甲戏的剧目分为：“绣房戏”，即才子佳人的生、旦戏，如《杏元思钗》、《孟姜女》、《英台山伯》等；“公案戏”即审案戏文，如《彭公案》、《包公审黄菜叶》等；“宫廷戏”即属宫廷斗争的戏文，有《狸猫换太子》、《逼宫》等；“丑旦戏”，都属小戏，如《管甫送》、《番婆弄》、《桃花搭渡》等，这类戏颇有特色，丑角表演，更是独具一格，很受欢迎。此外，也有从古典小说及民间传说编演的戏，如《说岳》、《水浒》、《七侠五义》；民间传说如《詹典嫂告御状》、《陈庆庸过大金桥》、《温陵丽史》等。有的属连台本戏，剧目达600多出，但多系幕表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甲戏得到振兴与发展。1950年，泉州成立戏剧改革委员会，1951年，抽调各戏班名演员组成“泉州大众剧社”（1957年改为泉州市高甲戏剧团），演员有董义芳、吴远宋、许仰川、萧迪苹、林秀来、蔡秀英等40多人。此后，相继组成晋江民间高甲剧团、厦门金莲升高甲剧团、惠安高甲剧团、南安高甲剧团、永春高甲剧团、德化高甲剧团、安溪高甲剧团、同安高甲剧团、大田高甲剧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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